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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下一篇 陈景星----投身革命即为家

2018-02-08 信息来源: 党史办 访问次数: 字号:【

 

1929年6月的一天傍晚,夜幕伴随着蒙蒙细雨,降落在古都南京城的里里外外。一列从上海驶来的火车,冲断了层层雨丝,喘着粗气,徐徐进入南京下关车站。从熙熙攘攘的旅客人流中,步出一位年轻俊朗的东北少年,他就是从东北转道上海来南京求学的陈景星。

陈景星,辽宁海城人,初中毕业后失学并在家乡结婚,育有一女。家境虽算不上富裕,却也是中农家庭,日子总算能过得去。如果沿着生活的轨迹,向大多数青年一样,在家奉养老人,照顾妻女,生活本可以平淡安定,但他却偏偏没有循着生活的轨迹走下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侵略者的暴行,北洋军阀的专制,国土的流失,乡亲的血泪,无一不在刺激着他的心,丈夫无国更何家?“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为了追求真理,寻求救国之道,年仅21岁的陈景星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慈母,离开了娇妻和幼女,来到“革命中心”南京寻求真理。

背井离乡、舍弃家人远赴南京求学的陈景星,早在家乡,便加入了国民党,党派也许那时在他脑中并没有太多的概念,在他眼中,国民党代表着三民主义,是一个进步的党,跟着他,中国人民便能走上一条康庄大道。事实却是百闻不如一见,到了“革命中心”,才发现,这里的洋人依旧耀武扬威,这里的政治依旧腐败不堪,这里的百姓依旧水生火热,真理在哪里?路在何方?

 

鲲鹏展翅九万里,“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死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南京虽不是想象中的“革命中心”,但毕竟不同于偏远的家乡,进入金陵大学读书的陈景星视野更为开阔,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历史唯物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的思想逐渐转向共产主义,他的举止言行引起了校内中共地下党员的注意,1929年下半年,陈景星成为一名中共党员,真正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

信仰,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为了自己的信仰,他可以放弃锦衣玉食的生活,浴血奋战在疆场;可以放弃功名利禄,默默无闻于辉煌之后的平凡。拥有信仰不是一件难事,坚定信仰,并为之付出一切就非一件易事了。陈景星曾经写过这样一首歌:“工农痛苦实在深,资本主义剥削,豪绅又欺凌;国民党改组派,压榨实在凶;打倒国民党,驱逐美、日、英;建立苏维埃,红旗照光明;工人解放,农民翻身,大家庆升平!”并配以《苏武牧羊》的曲子教给别人唱。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陈景星选择了共产党。那时的南京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共产党处于非常困难时期,每位共产党员每天都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即使如此,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为之付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成为中共党员之后的陈景星积极在金陵大学和其他学校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张贴标语,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同时还参加了以鲁迅为首发起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先后介绍了老乡石璞和中央大学的李林泮、金鼎铭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组织。在火热的斗争中,金陵大学党支部得以重建,陈景星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

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反动势力和宗教势力在校内十分猖狂。有些教师对中国人颇为蔑视,其中一个叫塞佛尔的美籍社会学教授,经常污蔑、谩骂中国人民和中国文明史,常常发动反华演说,煽动仇华情绪,同学们早就对他不满了。一次,他在学校礼堂内放映了一部他自己拍摄的所谓“中国采风电影”,片中尽是歪曲中国文明,侮辱中国人人格的镜头,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场同学无不愤慨。陈景星抓住时机,挨个发动学生,掀起驱除塞佛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迫于压力,学校当局解除了塞佛尔的聘约并没收其影片。除此之外,他还组织了近千名学生集会和游行,声援和记洋行工人反对英国资本家剥削的罢工斗争。在他的领导下,金陵大学党支部很快成为南京市较强的一个地下战斗“堡垒”。

陈景星就读金大期间,正是立三左倾盲动错误路线抬头之际,中原大战带来的革命形势的一时好转,让某些人头脑发热,错误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南京地区亦不例外。1930年5月,江苏省委要求南京市的各级组织利用五月间的每一个纪念日开展群众运动,发动全市性的总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五月,本来就是一个敏感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开展群众运动,且是如此大规模,实在是太冒险了。即便如此,出于对党的热爱,对上级的忠诚,年轻气盛的陈景星还是按照党的指示,带领石璞、李林泮等同志参加了30日夫子庙的“飞行集会”。

机警的陈景星似乎已经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6月,陈景星给远在东北的母亲留了一封家信:“母亲,你对我的爱,对我的体贴,那是使我时时不能忘记的……你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又增加多少愁和苦,母亲,你应当好好管教景文(陈景星的二弟)成人,他要比我更能孝敬你啊,要比我更能长时期围绕着你……”这封写给母亲的信很像留给家人的遗书,显然,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命运,但是出于对党的热爱,年轻气盛的陈景星依旧毫不打折扣地贯彻党委的每一次指示。即使已经预感到即将到来的危险,他依然无怨无悔地选择服从组织。形势的错误估计,革命力量的暴露,盲动的冒险主义注定了“暴动”要以悲剧收场。7月,陈景星临危授命,担任南京行动委员会委员。但南京暴动还没有发动起来,南京的党组织就遭到了破坏。距离任命不到一个月,南京市委交通员鲁达卿被捕后叛变投敌,致使他和石璞、李林泮等共产党员先后被捕,囚禁于首都卫戍司令部监狱。当国民党知道他的身份后,对他使尽各种酷刑,逼迫他交待党组织,但他只字不吐,严守了党的机密。“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9月4日清晨,陈景星走完了他短暂而璀璨的一生,那一年,在雨花台英勇就义,他才22岁。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走俄国式的道路,不是靠几个城市暴动就能成功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以武装斗争为最主要形式的革命,要认识到这一真理确非易事。陈景星不是第一个英勇的牺牲者,更不是最后一个牺牲者。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以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中国的历史,就是如此沉重而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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