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晴

1932年12月，南京傅厚岗6号（今4号）落成，徐悲鸿将新公馆名“危巢”，取居安思危之意。令他没想到的是，“危巢”是真正的“危巢”，不仅是国难当头之危，也是他与蒋碧薇感情之危，仅仅十多年后，这座公馆已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他曾经爱过的人和爱他的人都离他远去，一错手，是天长地远，相见无期。他们的哀伤，渐渐变成书页里的黑白文字，谁都可以谈起，他们成了故事。

1916年，徐悲鸿与蒋碧薇相识。一见钟情之下，已有未婚夫的蒋碧薇大胆与徐悲鸿私奔。在日本、在欧洲俩人度过了同甘共苦的日子，彼此间的矛盾和差异被不安定的生活所掩盖。在漂泊的求学生活中，徐悲鸿在欧州美术界声名鹊起。回国后，被中央大学聘为教授，在国内美术界渐渐确立起大师级的地位，他把西方素描、油画的技巧与传统国画的风格相融合，自成一体，开风气之先，有人断言:无人能出其右。1929年5月，徐悲鸿举家搬至南京。不久，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面相助在傅厚岗买了一块地，众人出资为徐悲鸿夫妇盖了一座两层小楼外带庭院的法式别墅。1932年12月一座两层小楼外带庭院的法式别墅公馆落成。生活的舒适安逸令蒋碧薇神清气爽。她时常在家中仿效法国人的办法，搞沙龙、私人派对、家庭舞会，往往通宵达旦，极尽铺排。然而，一个极端享受生活，一个极端热爱艺术，生活态度和喜好的极大反差使他们最终陷入了无尽的争吵和冷战之中，他们的感情，在争吵、分歧与互相伤害中，一点一点地消磨了。孙多慈的出现让危巢中危机四伏。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安徽省寿县人，1912年出生于书香门第，长相端庄秀美，颇具艺术气质，十七岁毕业于安庆女中。1930年作为旁听生到艺术系随时任中央大学美术教授的徐悲鸿学画，获得了徐悲鸿的赞赏。1931年夏天，孙多慈以图画满分的优异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录取，正式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孙多慈除了随徐悲鸿学习素描，同时选修了宗白华的美学课，胡小石的古诗选，以及徐仲年的法语课。由于孙多慈学习成绩出众，又正式成为了徐悲鸿先生的学生，徐悲鸿对其更加器重和赏识。傅厚岗公馆落成时，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来枫苗百棵，以作为点缀新居庭院之用。蒋碧微得知此事，命令佣人将枫苗全部折掉当做柴火烧掉。作为老师和知已的徐悲鸿对此自然是心痛不已，遂将公馆又称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可见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的伤痛，也足见孙多慈在他心中的地位。尽管徐悲鸿多次向其妻解释，说他只是欣赏孙多慈的才华，但是当时在蒋碧微的眼里以及在旁人的心中，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已远远不止师生关系那么简单。当时的南京 《朝报》就不知登了多少有关这桩三角恋爱的故事。在世俗、舆论和家庭的压力下，孙多慈最终选择了离开。在青山隐隐水迢迢的台湾，孙多慈一生也无法在心里将恩师忘却，她是深深地爱着他，只是这爱，没有真正地开始，也没有真正地结束。

对于蒋碧薇来说，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成为插在她心头的一把利剑，无时无刻让她心痛。张道藩的出现成为她空虚而又痛苦心灵的慰藉。当初她在欧洲留学时认识的那个博学多才、风流潇洒的张道藩此时因效力于国民党政府，时任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开始了跻身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生涯。就是在6号公馆，他展开了对蒋碧薇的猛烈追求，最终使蒋碧薇成为他的情妇。蒋碧薇在公馆的空地上重新盖起一座小楼，成为他们的新“家”。1949年，蒋碧薇抛下家和孩子追随张道藩到台湾，一心想嫁给张道藩的她最终没有等到那一纸婚书，一个人孤寂地在台湾去世。

当年，蒋碧薇与张道藩如火如荼地相爱之时，徐悲鸿已无法挽回她的心。在傅厚岗这座美丽的公馆里，在徐悲鸿与蒋碧薇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孙多慈、张道藩。徐悲鸿一生狂热地醉身于绘画艺术，在绘画史上取得了无人取代的成就，是中国绘画史上划时代的大师，但在他绚烂辉煌的事业背后，是无人能懂的情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