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里的酸甜苦辣

吴爱惠

稍微上点岁数的人可能都经历过票证的时代。它们是用来购买日用消费品的无价凭证，主要包括票、证、券三种。票证制度在中国存在长达30年之久，上至国家领袖，下至平民百姓，莫不与之紧密相连。特别是粮票，素有“第二货币”、“神州第一票”之称，某种程度上便是计划经济年代的象征和缩影。1963年周恩来总理为参加第27届世乒乓球运动员举行家宴饯行时无奈地宣称：“个人自带粮票。”国家总理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呢？1955年是中国粮票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9月5日，粮食部以命令发布了这一暂行办法。从此，各种粮食票证便铺天盖地地进入中国社会，揭开了中国“票证经济”的帷幕。

馆里展出的票证中，亦以粮票数量为最——4张粮票、2张购粮券。票面题材广泛，印制精细，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的特点。其中3张是国家粮食部1965年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分别为半市斤、三市斤和五市斤，流通时间最长，长达28年。还有一张是1972年的，是江苏省地方粮票，五市斤。1986年国家将16两制的市斤制改为公斤制（1市斤＝0.5千克），因此票证出现了公斤、克。两张购粮券恰恰反映了我国度量衡的变化，它们是1989年的南京市购粮券，分别为五百克和两公斤半。

我国的粮票种类数量有“世界之最”之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发行过粮票的约有2441个地方，品种约有30万，有全国粮票、各省市粮票、城镇粮票、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军用粮票等等，另外，大米、小米、粗粮、细粮、标粉、精粉，甚至饼干、点心也有票。票证时代，人们的钱包里必须装有粮票。出远门需出具证明兑换省级粮票或全国粮票。所以，粮票是人们出门在外的通行证。有些人为了娶媳妇，一两一两地攒粮票；有些人用粮票包红包，也是很受欢迎的礼金；有些人家，父亲去儿子家吃饭，可不掏钱，但必须掏粮票；那时缝纫机票之类的工业票更是珍贵的，一个单位一年可能也就一两张，分到谁头上谁都跟中奖了一样兴奋。与票证时代相配合的，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那个时代的人们，是不可能自由流动的，农村人不可能像今天一样随意进城打工，因为每月定量供给的粮票、油票只有城市人口才有，没有城里人的身份，就拿不到这些票证，因此农民离开了土地，根本就无法生存。不仅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同样由于粮食关系的束缚而相当麻烦。当时的粮票分为全国粮票和省级粮票两种，省级粮票只能在省内流通，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中华大地都有效。出差的人必须持单位介绍信去粮店换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出远门前去换粮票在当时寻常得就和往行李里装上换洗衣服、牙膏牙刷一样，谁都不会忘。偶尔有马大哈忘了这一程序，不得不去火车站退票改期，换完粮票再走。但是，票证制度的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只不过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这时基本家家户户粮票都有所盈余。1985年，政府规定“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是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1992年国家粮食购销价格放开后，粮票的特殊用途逐步淡化，并以藏品的身份进入收藏领域。一年之后，粮油商品实现敞开供应，粮票正式被废止，退出流通市场。而今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出票证时代的疯狂，也许只有偶尔从父辈嘴里才能感受下粮票里的酸甜苦辣。

（作者为鼓楼区委党史办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