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宝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城市人口积压，单一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1950 年代国家开始鼓励部分城镇知识青年支援农村和边疆建设，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此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同时，许多城市有志青年也渴望到农村去，希望有一番作为。1968年12 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这两张纸正是南京市革命青年下乡上山的批准书，由南京市东方红区（现在的下关区）革命委员会分别于1968年、1969年颁发。它们大小一致，内容相似，以红色为背景。批准书的最上端正中是毛主席的头像，面带笑容，目光殷切，头像两边各插着三面红旗，下方簇拥着5朵向日葵。再往下，便是老人家的最高指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整张纸的正中是三颗红心，各自印着一个“忠”字。右下方落款处盖有“江苏省南京市东方红区革命委员会”的红印章。比较两张纸品，乍一看，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字体的繁简不同。1968年的这张纸上的字体为繁体，1969年的大多为简体，体现在“澤”、“泽”和“羣”、“群”两组字上。有趣的是，后张并未完全使用简体，如“阔”就写成“闊”。新中国建国初期，汉字发生了重大改革，原先的繁体字逐渐由简化字代替。两张纸的些微区别正好反映了这个变革过程。

据收藏这两张批准书的沈德炎先生介绍，被批准的两位“知识青年”正是他的两个女儿。姐姐沈莹是南京市十二中初中毕业生，正好符合规定批准到灌云插队。妹妹沈建才初中二年级，“顶替”一位家境贫苦，连棉被都买不起的同学上山下乡，自告奋勇响应毛主席号召，十五岁就到海边江苏建设兵团插队，这两张是她姐妹俩当时的“上山下乡”批准证。在“批准证”的反面，粘贴着“最高批示”的购物单。当时市场上物资短缺，肥皂、牙膏、解放鞋等商品，都要凭票才能买到，贴上这张单子并有“上山下乡物资供应专柜”的签章，才能买到。姐妹俩经历了七年的农业劳动后回城，考入大学继续学习，现在一个是法官，一个是纪检干部。

如果说“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劳动就业的措施之一，那么这种措施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演变成了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当时上山下乡逐渐演变成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政治态度问题，这给青年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偏离了方向。知青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和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艰苦奋斗的足迹。正是千千万万知青的无私奉献，有力地支援了中国边远落后地区的建设，并向那里输送了知识和文化。1978 年，邓小平指出: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它领域也要这样做。1979 年后，大批的知识青年陆陆续续返回城市，历时20 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逐步结束，一代人的大迁徙成为了历史。孰喜孰悲？也许只有亲历者体会得最为真真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