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堂发

南京热闹繁华的山西路附近有一座颇为新颖的民国建筑，即中山北路101号民国最高法院旧址。

民国最高法院曾在汉中路附近一教会学校遗址临时办公。1932年7月1日，最高法院向司法部呈报，以“租用房陈旧，格式尤不合审理公事之需”为由，申请建筑新办公楼。当时将院址选在中山北路101号。最高法院办公大楼由过养默建筑师设计，东南建筑公司施工，1933年5月建成。

最高法院门楼高大，左右延伸的围墙环抱院落，大门与主楼的中心点在同一轴线上，门、楼之间广场相隔，中间缀着设有喷泉的花池，布局庄重大方。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西式三层楼房，为拱形。占地面积1703．19平方丈，共有276间办公用房，属于西方现代派风格。主楼无论正视还是俯视均呈“山”字形，寓意执法如山。沿大门两侧原各有一道“山”字墙，与主楼相呼应。另外，还有砖木结构的中式楼房和平房以及防空洞等建筑。在大门与主楼之间，设有一座圆形喷水塔。建筑外观并不豪华，但别具一格。1933年5月，最高法院正式迁入新楼办公。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后，同年12月最高法院成立，1928年10月改隶于司法院，22年间均直属司法部管辖，隶属于国民政府，是全国终审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不服高等法院及其分院第一审或第二审判决而上诉的刑事、民事诉讼案件，不服高等法院及其分院裁定而抗告的案件，非常上诉案件。内设院长和首席检察官各1人，民事2庭、刑事1庭庭长各1人。随着审判工作的开展，民、刑事案件的增加，内部设置也有发展，到1931年，民、刑各4庭，工作人员已有150多人(不包括最高检察署员额)。抗战前夕已设民事5庭、刑事11庭，共16庭。刑庭的增加，是由于全国各地枪杀、纵火、抢劫、奸情等刑事案件增多，当时社会秩序之乱可见一斑。最高法院院长职务人选，皆由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的元老或党政要员充任，以牢牢控制最高的执法审判机关。如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夏勤。夏勤，江苏泰县人，早年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曾任京师各级省审判机关推事，检察官庭长等职，1927年国民政府立后任最高法院院长，1945年2月任最高法院院长后辞职，1950年1月病逝。

1932年、1947年两次任司法院院长的居正都兼任最高法院院长职，可见当局对最高法院的重视。居正，原名居之骏，字觉生，号梅川，湖北广济县人，曾在日本就读法学，在这期间他参加了同盟会。民国元年，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政府内和广州国民政府期间，他任内务部长，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之职。孙中山逝世后曾是反对联俄、联共的西山会议派的一名活跃分子。1929年被蒋介石囚禁一年，1931年复出政治舞台，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常委，被尊为党内元老。抗战后期，他利用中国参加同盟国作战的有利国际环境，为促使废除外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做了努力。1949年到了台湾，又任了两年左右的“中央监察委员”。1951年11月23日病逝于台北寓所，终年75岁。

最高法院还设有上海特区分庭，浙、赣、闽分庭和湘粤分庭。民国政府初设最高法院机构，是在武汉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议决后，其规模结构承袭广州国民政府大理院(最高审判机关)，兼管司法行政事务。徐元浩历任第一任院长，徐元浩，江西吉安人，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同盟会员，曾任江西省司法院院长，后来从事律师职业。后面历任院长的有林翔、居正、焦易堂、李发、夏勤、谢瀛洲。                       

1930年国民党中央第231次政治会议决定颁布《法院组织法》，改变北洋政府时期的审判机构四级制，即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初级法院，取消初级法院。1932正式确定三级三审制。为便利百姓上诉，增设最高等分院24所，高等分院96所，地方法院382所。汪伪时期颁布了《法院组织法》，建制与分布与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基本相似，张韬任院长。张韬，浙江萧山人，毕业于浙江官立法政学堂，首任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大理院清理积案专任推事，大学教授、律协会长，直至汪伪最高法院院长，1940年因汉奸被捕。

1937年12月日本攻占南京，最高法院西迁，在武昌设立最高法院档案管理处，负责保管民刑案卷，民事二庭、刑事一庭还在鄂开庭办公。1938年11月全院迁到重庆，曾借用四川省高等法院一分院、重庆地方法院部分房舍，租用殷牌坊53号民房办公，1939年重庆惨遭日机轰炸，为安全起见，院址迁至距渝约20多公里的巴县歇马乡土家坪，直至还都南京仍回原院址。这时最高法院院长由当时法学界颇有名气的民主人士、担任两届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的徐谦兼任。

当时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最高法院审判了许多重大诉讼案件，都在这里作出终审判决。江苏省高等法院审理、最高法院终审裁决的汪伪政权考试院副院长、大汉奸缪斌案、审理反革命案陈独秀案等，巨奸周佛海是唯一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的，上述案件都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

(作者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