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3年11月的一天,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城突然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汪伪政权中核心人物胡兰成被囚颐和路20号,而且即将被汪精卫“开刀问斩”。这在汪伪组织里可是件骇人听闻的大事,一时社会上各种传闻沸沸扬扬。 胡兰成(1907-1982),是浙江嵊县人。1937年,胡兰成跑到上海,混进了汪精卫系的《中华日报》,凭着他那支生花妙笔,居然得到汪的赏识,当上了主笔。从此,胡兰成感激涕零,死心塌地为汪效犬马之劳。胡也颇为汪精卫夫妇所信任,曾以伪中宣部次长身份,担任汪的发言人,并被称为汪精卫的“文胆”。后来,汗精卫又任命他为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在伪政府内胡兰成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但胡兰成是汪伪政权中有名的“诤诤敢言”之士,不像其他汉奸一味媚日讨好,有时还与其他汉奸唱反调。 1943年11月,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盟军业已大举反攻,日军节节失利。如何应付眼前危局?日本当局对侵华战争意见不一致。很大一部分政要主张缩短战线,撤退在华驻兵,进行中日讲和,其意在拆散美、英、中共同联盟。此时因言获罪被辞职的胡兰成情绪低沉,也看出日本侵华战争已是强弩之末。在一次“中日恳谈会”上,他突然语出惊人:“按我的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必败,汪先生的政权也无法生存……”这番与主子异曲同工的“高见”,当时在沦陷区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提出。不仅如此,会后胡还把这番讲话写成文章,由其挚友——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池田笃纪译成日文送回国内。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胡的这一颗带有泄私愤情绪的“重磅炸弹”无疑也是对汪伪政权沉重的一击。汪精卫心里非常明白,日本人要真与中国讲和、撤军,首先就必须把他们一班汉奸傀儡清除掉。太可怕了,这是胡兰成有意在拆他的台,震怒之下,则将胡逮捕,并欲杀之而后快。 胡兰成侄女胡英娣知道叔叔被汪抓去定然凶多吉少,当即连夜赶到池田笃纪家,一口咬定胡兰成是因亲近池田他们,才被汪抓去,眼下有性命之忧。并急切地恳求:“池田先生,再迟一步就怕来不及了,请你马上把我叔叔救出来!”池田听完胡英娣所叙,也觉事态严重,便找到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大使谷正之以及书记官清水董三。谷正之也认为汪精卫此举有些过份,当即叫清水立刻打电话给伪中宣部长,汪的亲信林柏生。警告说:“贵方逮捕胡兰成是非法的,现在重要的是首先你要保证胡的生命安全!”接着又派池田到汪伪组织最畏惧敬重的两人后台老板——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驻南京宪兵队,请他们会同对汪施压,把胡放出来。 再说胡兰成被捕次日,就在南京颐和路20号的伪特工总部南京分区接受了林柏生和伪政府秘书长陈春圃的讯问。林柏生问:“兰成,你要跟我说实话,你究竟有什么背景,有什么组织?”胡兰成面对着两个沆瀣一气的同僚说:“我一无背景,二无组织。”林试探地又问:“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你是不是跟周佛海联在一起。”胡兰成故意嗤之以鼻:“佛海呀,我向来不屑他的为人,你二位应当知道。”这时陈春圃插进话来:“你为什么说南京不能代表中国?”胡兰成与陈关系较接近,所以有恃无恐答道:“中国是整个的,现在重庆方面还在抗战,南京当然不能代表中国!”说得是实情,陈春圃不得不点点头,但紧接着又问:“可是,兰成,你那篇文章里公然地说日本必败,南京国民政府必亡!”胡兰成知道陈春圃平时对他很不错,汪精卫派他和林柏生同来审问,事情很可能有转机。因此,他更率直的答道:“关于这一点,其实我在和陈先生闲谈时,也是这么说的。”陈先生即陈公博,汪伪政权第二号人物。林柏生似乎松了口:“你不愿说也就罢了,汪夫人待你总该不错吧。你写封信向汪夫人悔过,此事就算了结。明天我来拿信,代你转呈汪夫人。” 胡兰成被押回囚室,发现纸和笔竟已备好。胡兰成猛然醒悟。林柏生叫他写悔过书,并非代他向汪精卫夫妇求情,饶他一命,而是拿去给日本主子看,胡兰成已亲笔作书表示悔意,那么,汪下令逮捕他,也就不是非法无故的了。由此,他推测到,日本人正在营救自己,更加有恃无恐了。于是提笔写道:“汪夫人钧鉴:兰成承夫人知遇,以为平素之志,可行于今。岂知身陷刑戮,贻夫人忧,所耿耿耳!”次日,林柏生兴冲冲跑来取信,阅罢不禁皱起眉头说:“兰成,你这封信等于没写,不行不行,再重写。”岂料胡兰成冷笑一声:“林部长,除了这些话外,我实在无可写了。”林柏生眼见搞僵了,口气骤然一改:“兰成兄,这次事情,汪先生也不过是问明白情况。本来你是随意可以释放的,实话告诉你,不曾想到现在夹进了日本人,反变得不好办了。使你多了一层危险,我看你最好写信给池田他们,要他们不要干涉,免得节外生枝。”胡岂能上林的当?淡淡地问答:“对不起,我不能要日本人营救,但也不能要他们不营救!”林柏生一时无计可施,只好又说:“兰成兄,你一定要把悔过书重写一遍。”胡兰成不耐烦了,便打开天窗说亮话:“林部长,我不会再写了,因为写了我就得死!”林柏生怏怏离去。 胡兰成苦苦等了一个多星期,始终没被释放。 其实,在颐和路20号外面,日本人营救胡兰成的活动始终未松懈,只是胡的死对头林柏生不甘放弃这落井下石的机会。在汪精卫那边,日本人怎样催逼,怎样威胁,他瞒了个一字不提;对于日方,他则抬出汪精卫来充当挡箭牌,拿出一封汪的私函给日本人看,那上面有胡兰成诸多罪状,甚至说胡还拿重庆津贴,一个月50万元……。 这样一拖再拖,眼看已近阴历年年底。池田日夜焦躁,决定一人持枪独闯颐和路20号。南京日本宪兵队河边课长为他这——“壮举”感动,慷然说道:“不必你去了,池田君,救出一个胡兰成,我也办得到。”池田问他是否要请示上级。河边说,“不用请示了。”原来日本的校级军官,如做错了事,充其量不过调职,无须乎像池田那样以一命换一命。时在上午,河边下令日本宪兵在下午2时武装出动。这边,池田奉了谷正之之命,匆匆赶到林柏生家,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要立即释放胡兰成,否则下午2时日本宪兵将采取行动。”林柏生顿时慌了手脚。他说要到汪精卫公馆去请示一下,马上就回来。池田便耐心的在林家坐候。等了老半天,只见林柏生十万火急的赶回来,取出一张汪精卫墨迹未干的手令:“仰即释放胡兰成。” 下午4时,池田与林柏生手下的郭秀峰同往颐和路20号,三对六面,胡兰成是可以释放了。但郭秀峰临时提出汪精卫亲口交待的条件——还是要胡写份悔过书。胡兰成眼见自由在即,为了顾全汪的脸面,也就不再坚持。悔过书写好后,便乘坐池田的车子回家,结束了其48天的囚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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